记者：《热恋》是怎样开始的？

陆：我阅读了大量的小说，发现了易介南的《城市与女人》，人物的三角关系可以利用，我就把这个剧本改出来了。我在海南做了大量采访。为了了解民工的生活，我到民工棚里跟他们聊天，他们有的就躺在那儿看那种很烂的武侠小说，有的在地上煮面条，有的拿着破扑克牌玩，后来有些镜头我们是在真的民工棚拍的。同时歌舞厅我也去，也跟老板聊一聊，因为我确实想把这个剧本改好。等到全部都采访完，我就把自己关起来改剧本，写了大概九天，把很多细节都改成海南的，丰满了不少，厂里也挺满意的。

记者：影片的序幕很有意思，各种各样去海南的人在船上议论生活和时事，您用了各种方言，还有长镜头。

陆：对，就是展现各地移民去海南的心态。但是这个不是长镜头，当时的技术条件达不到，实际上我用的是短镜头，然后用黑画面接起来的，就用这样的镜头把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，还有整个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交代出来。这方面我有积累，在文学剧本上都写了。船上的戏完全是在回来的路上一个夜晚拍完的，所有人都晕船了。为了节约成本，我们没有租船，所有人买票坐船，可是到了船上之后，有的群众演员我一看不行，就临时在船上去找。

记者：1989年您就拍出金钱对人的一种异化，还是挺前卫的。

陆：我还是挺敏感的，能一下子抓住小说这个关键的核，它能够导出来一个时代的典型。关于改革开放的影片很少写人的心理，都是写的事件，真正触及到人的内心深层次的不多，《热恋》触及了一些。其实要有资金的话我可以重拍它，可以拍得更丰厚。

记者：李克纯(所饰演的文洁非)身上的那种知识分子气息太浓，她后来的选择还是挺让人意外的。

陆：她就是半推半就接受的。换个角度想，吕晓禾(所饰演的农民企业家范继原)也就是因为她这样才喜欢她，因为她跟他周边的女人不一样。我也很理解她，同情她。她找不到房子，面临各种各样的窘迫。她作为女人也在试探另外一种生活方式，选择范继原也有一种功利的物质的满足。实际上我觉得每个人都想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，她也很两难。人生一辈子都在选择，在电影里我并没有批判她。我对她追求新生活还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，当然她也为她的选择付出了代价。

记者：您把徐志摩那首诗作为主题曲的歌词对吗？

陆：对，用了这首诗做歌词，歌词也是需要审查的。当时这是一个制度，后来厂里也同意这个歌词了。主题曲的作曲是雷蕾，她的音乐还是挺好的，我也想用女性的角度来解释音乐。

我用了徐志摩的那首诗——《我不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吹》，人就是在这种困惑中前进，有时清醒，有时糊涂，有一种诗意在里面。当然可能稚嫩，可能不成熟，但是心底里还是有一首诗。

记者：观众的反响如何？

陆：观众很喜欢看，这也给了我自信。我们厂的女同志看了之后都感动流泪，这是我没有预想到的，因为我没有煽情，她们可能跟女主人公产生了共鸣。

记者：您觉得做导演需要具备什么素质？

陆：做导演应该具备两个能量：应该站在一个思想高度来全面思考和架构，但做事的时候又要有一个绣花女工的气质和韧性，特别仔细、具体。电影导演的创造是全过程的，从剧本阶段一直到最后标准拷贝出来。导演的判断能力很重要，因为导演就是不停地在做选择。这个选择就要靠平时的积累，你的素养、你的水平、你的才华，还有你对社会的宽容度。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，导演都要保持自己最初的那种自信，不要被其他的意见干扰，这个很重要。

记者：您执导的电影都参与了编剧的工作，这对您的电影有什么影响？

陆：每部小说我都要参与改编，我不只是要把小说搬到银幕上，而是借用文学这个种子为我所用。我也很庆幸，每次改编原作者都挺满意，而且也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社会影响。有的小说家就告诉我，我改编的电影都保留了一种文学韵味，这可能就是我长期所受的文学熏陶和对生活诗情的体验。

记者：电影在您眼里是什么属性？

陆：我觉得电影不能是纯商品，因为它属于意识形态和艺术性兼具的作品。它要靠市场来传播，也有它的经济成本，这是肯定的。具体说，它是精神层面的产品，肯定要对人的心理起作用。它承载着一种社会道德责任，更能对人类的灵魂有养育滋养的作用。当然它也承载着娱乐作用，但也要有绿色的底线，最终都导向人类自身的成长和进步。

记者：您觉得女导演和男导演相比，优势和劣势在哪里？

陆：我觉得不用比，男导演能驾驭的题材女导演肯定也能驾驭，导演的好坏不在于性别。男导演中有卓越的，也有不好的；女导演中有能驾驭大的东西，也有驾驭小的。题材选择跟性别无关，只不过由于我们的生长环境更熟悉某些东西，可能形成我们对某一类题材的选择。

记者：你们这一代女导演之间的关系还是挺好的。

陆：因为各种机遇，我们这些女导演就认识了。选演员、开会的时候我接触过黄蜀芹，她话很少，不会主动接近任何一个人，我就主动找她说话。她在女导演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人格上的正派，还有学识的积淀。她的平和低调都让我挺尊敬的。石晓华，我到上海就给她打电话，从上午一直聊到晚上，也就成了一种享受。鲍芝芳是这两年认识的，她挺善良的，我很愿意跟她在一起，有时候我们俩就打个电话彼此安慰一下。王好为我是好久没见她，我们在澳门拍的照片，她寄给了我。其实我们接触也不多，但都认识，心灵挺相通的。

记者：她们的一些作品您会关注吗？

陆：黄蜀芹拍的《围城》我挺欣赏的，人物非常立体，而且对演员的选择、表演的把握很成熟。张暖忻的作品也挺突出的，《青春祭》从一个小的切口写了人的本性回归，除此之外，她在电影理论方面的表述也都很棒。我拍完《法庭内外》，她就说你这部电影拍得不错，人很爽朗，以后见面机会就不多了。

记者：当时理论界有一些女性电影的争论，这方面您有思考吗？

陆：我曾经在一次会上讲，我们根本谈不到女性意识。我认为在中国没有什么女性电影，因为国外女导演拍的那些东西我看过，完全是从个人的性的角度出发，因为男和女实际就是在性的生理上不一样。女性电影我认为就是写女性性意识的电影，很独特，但这种东西在中国目前是禁区。男导演如果完全站到女性的角度写女性性意识，我认为也应该叫女性电影，但是大部分男性拍的女性都是观赏性的，思考性真的不多。而且民族要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，才能诞生这样的电影，因此中国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还没涉及到这个领域。

我的《爱之痕》没拍出来，那是有女性性意识的。我始终觉得一个国家民族能产生什么电影，一定是到了那个时机。如果观众都没到需要的时机，去特别超前地拍一部，过若干年后人们再去评论，那就有点奢侈了。写小说可以，拍电影花那么多钱去做这种事情，好像没有必要，中国目前的情况是许多意识形态的东西都还没有突破。

记者：您对现在年轻一代的女导演怎么看？

陆：现在女性的生活观念和我们这代不一样了，没有婚姻不等于没有爱情，对不对？我的见解也不一定对，我别给未来的女性做什么评论。现在的女人真的做哪行都是可以的，而且她们的智慧没有任何禁锢，很自由地生长，像我们这代妇女潜意识还是受了很多的禁锢。虽然我这个人还算是开放，我对我的朋友，对整个社会非常包容，但是我自身很传统很保守。这个禁锢肯定影响我的创作，它不可能放得开，这个是肯定的。现代女性的生活、从小的教育、生长的环境会给她们带来更自由宽阔的天地。数字技术为她们带来很好的便利条件，物质文明又会给她们带来更多的资金资助，社会对女性的认识也有很多变化，未来的女性肯定比我们聪明、比我们健康、比我们幸福、工作条件比我们优越。她们应该能做导演，而且可能会出大导演，就看自身的才华和积累够不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