翟永明近照

1981年，我在西南技术物理所工作。

有一天，接到一个电话。对方是一个外地朋友：刘邑川。他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，分配至成都峨眉电影制片厂（以下简称峨影）。寒喧之后，他开门见山，说想要画写生，请我在本地帮他找一女孩，作模特儿。1981年，若他不是我朋友，仅这个邀请，就会被其他女孩视为“流氓”。我知他不是流氓，我也不是那种动不动就骂别人“流氓”的女孩。不过，就我当时对“模特儿”的理解，那也得是年轻、漂亮、够标准的女性。我一口允准帮忙，但知道，也不大容易。后来，我才听刘邑川说：其实，他是想启发我自告奋勇，但未遂。我找到了同学戴红的侄女（我俩都认为她够格），又通知了刘邑川。谁知到了写生那天，那女孩突然变卦（可能男友阻止）。没办法，当时已身怀七甲，大着肚子的戴红，一大早赶来通知我。刘邑川也没电话，我俩只好骑着自行车，穿过大半个成都，去峨影找他。那是我第一次深入峨影腹地——他们的员工宿舍；那是一幢幢深灰色砖房，与五十年代全国的建筑一模一样。按着地址，我找到了一间房子。

敲门，门开了，是刘邑川。进得门内，还没站稳，七八道眼光，射了过来。原来，一间小小的客厅，挤满了七八个人。人，都贴墙坐着，只留中间一小块面积，放了一把椅子。敢情他们已严阵以待，请君入凳。只见七八个人，手里都拿着一个东西：或调色板，或画板。当中一位略年长者，坐据有利位置，旁边是一个画架。刘邑川赔笑说道：同事都想趁这个机会画画写生，找模特儿不容易。我只好告知他们模特儿不来了的不幸消息，顿时，众人扫兴。刘邑川却不死心，说：那就画你吧。我吓了一大跳，模特儿，那不是画报上印的、电影里演的那些美女吗？我哪成呀！禁不住众人一劝再劝，我因为寻人未果，略感对不起他们，只好上去坐好。

那时节，我是一个腼腆紧张的人。只觉得七八对目光，犹如七八只刀子，在脸上扫来扫去。便大叫“不要看着我”。大伙儿一下就笑起来了，说：不看怎么画？我后来在某本书里看到，我这叫“密集目光恐惧症”。那时，我可不知道。我从椅子上一下跳起来，死活不肯再坐回去。这时，那个年龄大一些的人，指着戴红说：那你来画嘛！什么？戴红双手齐摇，说不行不行：我这个身材太难看了。对方说，不画身材，只画脸。众人七嘴八舌，又劝了半天。也许，戴红觉得自己的脸，好歹还是拿得出手。终于还是坐上了椅子。孕妇戴红坐上去后，众人的目光，齐射向了她。我才得以喘息，便在旁边观看。刘邑川一边画，一边介绍那位年长者，他叫王龙生，是峨影厂的资深美术师，也是他们中间画得最好的画家。38岁了。38，这个数字，又让我吃了一惊。那时候，40岁，对我而言就很老了。这人怎么显得这样年轻？当然，后来我认识的其他峨影人，也都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。

几小时过去，画画完了。不用说，王龙生确实画得最好。我虽不懂，却也有些感觉。王龙生画完后，把画送给了戴红。这幅画，在她家挂了好些年。

这是我第一次去峨影厂，刘邑川带我们四处逛了逛。峨影厂所在的罗家碾，当年已是郊外，周围全是田野。厂内，也都是灰色砖楼，分为各个车间。在此之前，我看过峨影出品的解禁电影《乔太守乱点鸳鸯谱》，作为影迷，我对峨影厂分外好奇。

峨眉电影制片厂摄影棚——清江东路360号

后来，刘邑川调走了，我与王龙生渐渐熟悉。认识何多苓以后，知道他们俩也是好朋友，来往渐多起来。1986年底，我从西物所辞职，到处找工作。很想找一个与文化有关，比较弹性的工作，更有时间写作。但那时，找工作，却是最困难的事。88年的某一天，王龙生找到我，说导演米家山正在组建剧组，配音译制印度电影《孔雀女》，上面下来的任务。他们正在找一个场记，王龙生推荐了我。我还记得那一天，我与何多苓、王龙生一起，去找米家山。在峨影厂的录音车间门口，见到了米家山。对一个影迷来说，“导演”二字，始终是神秘而又神圣的。米家山倒是没有像电影里的导演一样，戴贝雷帽。但他也是蓄着络腮胡，穿牛仔衣、牛仔裤；一脸严肃深沉，颇像大导演。何多苓、王龙生抢着向米家山介绍我：诗写得怎么怎么好，文字又怎样怎样。米家山一下就打断了他们，说：“场记不需要文字好，工作认真就行了”。我一听，心一下凉了，感觉要泡汤。不料，他话锋一转，说“明天来吧，试一下。”这种先抑后扬的方式，倒让我印象深刻。

我欢天喜地进了剧组，虽然是临时工，但也是触电啊。那时电影还没有商业化，制片厂，也是国家单位，铁饭碗。最让我羡慕的是，全峨影厂的人，都拿着工资不上班，天堂啊！虽然，我朝天堂只迈了一小步，谁知会不会变成一大步呢？

那时，峨影厂的录音车间，与现在我去过的录音棚不一样。我记得空间特大，中间有一屏幕，反复播放着《孔雀女》。配音演员站在话筒前，拿着翻译好的台词，看着屏幕对口型。边配音，边修改。我在后面一个桌子上，记录他们改动的台词。这部电影，是典型的印度励志歌舞片。与所有印度电影一样，一言不和，就唱起来、舞起来、几天下来，我满脑子都是印度旋律，恨不得走路的步伐，都与那孔雀女的舞步一致。

配音的男主角，是张国立，那时他还默默无闻。女主角之一，是李燕来，她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。还有记忆的是宣晓明，几年前，还与他通过话。

场记工作很辛苦，但很新鲜。每天回家，还要继续修改台词。好像录了十多天吧，还是二十多天，不记得了。最后，得到酬劳100块。前不久，网上有篇文章，谈到了《孔雀女》译制过程，我发给米家山看，并提到让我印象深刻的100块酬劳。米家山以为我嫌给少了，就回微信说：当年我挣了多少钱，忘了。但三年后拍《顽主》，我的导演酬金是800元，国立、葛优、梁天都是800，王朔的编剧费是3000。我回信说：我当时满意极了，因为，那时一个人的工资，都是60多块钱的。另外，说明那时编剧是最值钱的，不像现在。

《孔雀女》剧照

《孔雀女》之后，我出入峨影厂的时间更多了。不是因为还有什么好事找到我，而是因为李燕来。我与她就此结缘后，一直交好，经常去她家玩。她当时的丈夫谢宏，我也经常见到。那时，他好像已在筹拍《京都球侠》。李燕来刚主演了话剧《朱丽娅》，常常提及。觉得电影呵，配音呵什么的，都不值一提。只有话剧，才是真正的艺术。   

那段时间，峨影厂却并没有什么电影可拍，人人都又穷又闲。据说演员们都没事干，厂里一度发不起工资。我主要与王龙生、李燕来厮混，听他们讲一些峨影厂的各种八卦趣闻。

87年秋天，我帮何多苓和王龙生拉到一笔生意：帮我妈单位，画一幅大型壁画。那时，每人房间都小，也不能在单位上画。所以，决定在峨影王龙生宿舍里开战。我那时仍混在社会，没事干，就帮他们煮饭。每天上午，来到峨影，画到晚上才回家。那真是混在峨影的一段美好时光呵。我与峨影厂不少人，成为朋友。孙淳、傅丽莉那时很喜欢读书，我们也常见面聊天。我记得傅丽莉也是天生丽质，并不怎么化妆，但是气质优雅美丽。李萍走在峨影厂区里，让我惊为天人。可惜，那时电影行业不景气，这些好演员生不逢时、怀才不遇。

那时，峨影厂旁边，有一小小的菜市场。是周边农民为峨影厂员工准备的。我也常去买菜，常在那儿看见后来成为巨星的那些演员、导演们，也在此挑三拣四地买菜；还有几次，看见潘虹趿着拖鞋、穿着布衫，素颜出现。虽是素颜，但是底子好，比现在的整容脸，漂亮须以倍数计。难得的是，当年的演员，并不似现在的明星作派。拍电影，只是他们的工作。工作完毕，也与常人无异。所以那会儿，在峨影见到潘虹、张国立、李萍等，没啥稀奇。在王龙生家里，我也见过王小丫，那时，她真的只是一小丫；说是准备前往北京，命运未卜呢。

88年前后的一天，王龙生告诉我们：峨影终于要拍电影了。叫《不沉的地平线》。关于红军爬雪山、过草地，途径红原的故事。筹拍期间，我跟着美工王龙生、副美工张峻（也是我的老朋友），一起与剧组的人吃过饭。导演仍是米家山，联合导演是韩三平。当年并未留下太多印象，更未料到多年之后，他会改变中国电影史。服装设计师康小娟，当年也算成都时尚潮女，是经常见的。只记得从北京来的那位女演员，非常漂亮，带几分娇媚。当时曾想，她扮演女红军，化妆师可得费劲了。

九十年代，进口大片，进入中国。随着DVD、电视的流行，电影行业急剧衰落，峨影厂也不例外。许多演员、导演都去北漂了，留下来的峨影人，大都改为拍电视剧。

97年左右，我和何多苓、王龙生一起自驾去阿坝，这次，还多了一对夫妇：苗月、孙敏。苗月是导演、编剧，孙敏是演员。他们都是峨影的。我觉得女导演非常不容易，所以对苗月很是赞赏，孙敏我一眼看上去有些面熟，原来看过他演的电影《晚钟》。我们一行人，在大草原上，疯狂驰骋，骑马，拍照，从草原直开车到黄河边。那也是我最后一次去阿坝，最后一次那么嗨的与峨影朋友，“混”在一起。

再后来，孙敏调到民族学院，我们仍在白夜见过面。去年，我去峨影参加影展。在电影院门口，看到一幅巨大海报，上面是苗月新片的广告。这么多年，她还在拍片，我为她骄傲。掏出手机来，我们便约见面，但直到现在，这个约会，还没实现。

王龙生一直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与峨影厂的关系，伴随着他开始，以他退休，搬出峨影厂，为结束。那些年，“混”在峨影，并没有白混。我认识了好多朋友，他们在我的生命轨迹中，留下过重要的痕迹。

攸忽好几年后，峨影厂换了掌门人。走马上任的，是我的老朋友何世平。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何世平大刀阔斧地对峨影厂进行了改革。对这一段历史，我也曾见证。因为“峨影1958”筹建时，我也跟着建筑师刘家琨，前往峨影考察。试图在未来的酒吧区内，为“白夜”寻找一个栖身之地。甚至，我也看好了一个空间。不过，摩拳擦掌之后，是各种经济较量。终于，在峨影开白夜的计划，变成在“峨影食堂”大快朵颐之后，不了了之。

不过，我每次见到何世平都会说：“你当峨影董事长，不拍两部艺术电影，说不过去啊。”因为何世平来峨影之前，是作家；《青年文学》主编。何世平每次都说：“肯定要拍的。”

2015年，诗人韩东将自己的小说，改编成电影《在码头》，希望能够执导这部“作家电影”。我听说之后，将他介绍给何世平。后来，又邀请了著名导演贾樟柯作为电影的监制。

2015年9月，贾樟柯、韩东到成都，我与他们一起，在峨影厂签署了《在码头》的拍摄计划。《在码头》后来参加了釜山、平遥等国际电影节。也算是近年来峨影出品的、有品质的作家电影吧。

与峨影厂最近的一次渊源，则是白夜与“峨影1958”的合作。在全国艺术联盟的支持下，我们做了3场关于“意大利辉煌艺术”的主题影展。怎样让观众到电影院观赏艺术？这是一个新课题，着实让我踌躇了一阵。最后，白夜联手艺术家何多苓、陈曌、刘玲，音乐家高平、张怡，在峨影的巨屏上，与观众一起分享了意大利的艺术电影；并开创性地联手艺术家与音乐家，为现场观众作导览解析。在峨影的三场放映中，这种新颖的观影方式，对观众大有裨益。那些年，“混”在峨影，并没有白混。使得我对电影、对影院、对观影方式，有着与别人不一样的理解。

2017年，有一位年轻女孩找到我，她是山一国际女性电影节的负责人杨靖。前来成都，寻找合作伙伴。在餐桌上，我忆起了我与峨影的渊源。竭力向她推荐了峨影1958，作为开幕式和闭幕式的场地。后来，她真的与峨影1958开始合作，我也几次来到峨影，参与山一国际女性电影节的活动。

在闭幕式的发言上，我说了一句话：“我与峨影厂的缘分，有30多年，我见证了峨影厂文革结束后的辉煌和衰落，也会见证它的未来。峨眉电影制片厂，是成都人的骄傲；也是成都城市文化兴衰的见证。峨影成立60周年了，犹如一个花甲老人，老而弥坚，壮心不已。现在，它依然挺立在城西罗家碾。

那些年，“混”在峨影，并没有白混。我与峨影，从结缘、熟识再到合作；三十多年的缘分，来自于对“峨影人”的相知相识，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各种机缘汇合。某种程度说，一座电影制片厂的存在，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优质的文化、审美及品味。也给这座城市的居民，带来了欢乐和时尚。